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，但在不同的群体中的表现有些差异。

大学中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 ，大宋陆游的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大清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这些传世名句，是古代读书人追求的家国情怀，且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。

平民百姓更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。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大街上那些绫罗绸缎穿满身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养蚕的人。

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岸犹唱后庭花”，是多数普通百姓的意识状态。

林则徐：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

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

他认为要学习借鉴西方他们长处。认真研究阅读、研究西方译文资料。曾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、英国人慕瑞所著的《世界地理大全》，命名为《四洲志》，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、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。

他的一生正如他所言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足见其觉醒之早、之深。

孙中山：“振兴中华”的时代最强音

1894年11月（光绪二十年十月），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“兴中会”，其《章程》指出：“方今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，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、物产之饶。蚕食鲸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于目前。”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他们大声疾呼，“亟拯斯民于水火，切扶大厦之将倾”，并且郑重宣告：“本会之设，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，讲求富强之学，以振兴中华、维持国体起见。”（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，19、22页）

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号召。

“振兴中华”出现的时间，大概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，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。不同的政治派别，先后发出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响亮呼喊。

康有为在其《保国会序》写道，“天地为愁，我将何容？昧昧我思之，惟有合群以救之，惟有激耻以振之。”梁启超也在《南学会叙》说，“中国终不自振，终不自保，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，终不能免”；因此，一切有志之士，都应把握“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”。这里“振”，显然是与“振兴中华”同义，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表述。

这表明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，为“振兴中华”而奋斗，已经成为人心之所向，因此，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
一切爱国的、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，都强烈地感到“振兴中华”的必要性和神圣性。

周恩来在13岁时候，说出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

周恩来总理于1898年3月5日，出生在江苏淮安。

1910年来到东北，先在铁岭上小学，后又转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。

1911年的一天，正在上课的魏校长问同学们：你们为什么要读书？同学们纷纷回答：为父母报仇，为做大学问家，为知书明礼，为让妈妈妹妹过上好日子……

等到周恩来发言时，他说：“为中华之崛起！”魏校长听到一惊，又问一次，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：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！”周恩来的回答让魏校长大为赞赏。